乐坛往事：第四位天王，为什么是郭富城？ | 苗欣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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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1年，一位叫尹光的“歌手”在红馆开了场演唱会。尹光资格够老，和许冠杰同期，但怎么也摆不到台面上，他的歌市井味太浓，歌词粗鄙，只能在庙街这种文化层次不高的地方才能买到，江湖尊称“庙街歌王”。
就这路歌手，竟然能跑到“圣殿”红磡开个唱，当时就有乐评人慨叹：香港流行乐坛青黄不接了。
话音刚落，郭富城回来了。
郭富城“对你爱不完”经典手势
作为艺人，郭富城出道算是蛮早的，但以歌手身份出现，是从台湾发行了国语专辑《对你爱不完》爆红之后，才转回香港。在1991年度的TVB“十大劲歌金曲”颁奖礼（实际是在1992年初举办）上，张学友、黎明、刘德华、郭富城四个人第一次聚齐。只不过这一届的颁奖礼上，张学友有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，刘德华有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，黎明有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，郭富城的成绩单只是“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”银奖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》。
显然不是一个档次。
没关系，档次这种事儿，还不是人定的？
伦永亮，与梅艳芳长期合作的金牌制作人，此时刚刚打造“都市触觉”概念、使林忆莲脱胎换骨。两三个月时间，他创作并监制了《第四晚心情》，让郭富城迅速跻身一线。
从此，香港流行乐坛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名称：“四大天王”。
说它奇怪，是因为这很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：早就有了张刘黎三足鼎立，只等着郭富城横空出世、凑足“四大”之数。
四大天王
早年香港歌坛有个心照不宣的“四大天王”，或者叫“三王一后”：谭张梅陈。1988年之后，谭张梅先后宣布不参加领奖，陈百强本来可以凭着《一生何求》带一波节奏，可惜他离开华纳，跑到潘迪生专门为他鼓捣的小公司“DMI”躲了三年，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，加上他“玻璃心”的脆弱气质，谁都看得出来他混不了娱乐圈——这时的娱乐圈，水太浑了。
1992年，同为1961年出生的张学友、刘德华是中坚力量，1966年出生的黎明正当年，他们“三足鼎立”，勉强说得过去。
可问题是，难道没有其他歌手可以跻身“四大”？
那年头TVB有个造星项目，和我们熟悉的“无线艺员训练班”差不多，叫做“新秀歌唱大赛”，第一届冠军梅艳芳，第二届吕方，第三届张卫健，第四届冠亚军杜德伟和苏永康（同届参赛的还有李克勤），第五届亚军许志安，第六届亚军刘锡明……论唱功，刘德华都得被挤出去。
那么，为什么第四位天王，偏偏是郭富城？
原因很多，但网络上争论的都是个人因素，比如长得帅、会跳舞等等，在我看都是扯淡。1990年周润发出版个人专辑《旧情人》，论唱歌比郭富城出道还早，论形象比郭富城帅，论市场比郭富城有基础，怎么不让周润发当天王？
将近三十年过去了，再拿个人因素论事儿，显然还是逃不脱歌迷粉丝的思维桎梏，就像今天网络上依然争论谭咏麟和张国荣谁更牛逼一样，保温杯泡枸杞、辅导小学数学都费劲的人了，争那个能涨智商？
选择回头看，就不要轻易把历史归结为个人因素，我们要理解的，是其背后的时代因素。
大部分歌迷可以简单化地总结：那是个需要偶像的时代。
但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追问：一个需要偶像的时代，又是怎样的时代？
绝非某些人口中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香港流行乐坛从工业体系、资本运作到媒体环境，无一不在变化，而这些变化，要从1982年说起。
之前，所谓的唱片、大碟，指的是黑胶。1982年，CD诞生。数码技术的应用，一方面让大众消费者可以用更低廉的成本享受音乐，另一方面，它带来了音乐播放装置的革新，摆脱了唱机的束缚，听音乐成了充分个人化的事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上世纪80年代后全球的唱片工业迎来了20年的蓬勃发展期，要归功于CD。
在一段时间里，香港流行乐坛中黑胶唱片、CD和磁带是同时存在的。比如1985年张国荣的《为你钟情》，也就是他带着唐先生送的戒指拍封面的这张专辑，第一版是限量白胶碟（所谓白胶版，和黑胶是一个性质，只不过颜色不一样，它也是香港的第一张彩色大碟），第二版就是正常的普通黑胶碟了。当时的盒带也有两版，首版是黑色，第二版是白色。1986年，华星唱片又推出了它的CD版。
张国荣《为你钟情》
CD携带和储存更容易，播放也更方便，如果不考虑音质音色，CD肯定比黑胶有优势，是消费首选。但是，CD从一开始就和黑胶唱片的价格看齐，也卖100多港元。从诞生起到1991年7月底香港正式停产黑胶唱片，CD就没怎么降价过，可谓暴利。
据国际唱片业协会（IFPI）香港分会统计，1995年香港的唱片（单指CD）年产1700万张，零售值18.53亿港元；到了1998年，唱片产量1000万张，表面上看量跌了，好像没得赚了，可据香港作曲家和作词家协会（CASH）统计，这一年年香港唱片外销3.5亿元，是英语、西班牙语后的世界第三大语言唱片出口地。
利润这么大，资本心知肚明：只要签歌手，只要有版权，就能赚钱。
问题是，签什么样的歌手，会唱就行吗？
不行，流行乐坛的传播形态也变了。
70年代，绝大部分人听歌的途径是广播电台，家里有留声机、有能力消费黑胶的毕竟是少数。1978年开办的香港第一个流行音乐颁奖礼“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”，主办方是香港电台，显然是时代的必然。
1978年“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”现场
但和电台相比，影视剧对歌曲的流行起到的作用更大一些。1974年，TVB投拍电视剧《啼笑因缘》。它的编导，王晶的父亲、老戏骨王天林，请作曲人顾嘉辉和粤剧编剧叶绍德创作了一首粤语歌：仙杜拉演唱的《啼笑姻缘》。同一年，许冠杰拍了电影《鬼马双星》，郑东汉（宝丽金亚洲区总裁，郑中基父亲）觉得主题歌能火，马上找许冠杰加紧创作，希望在电影上演前凑出一张唱片来。许冠杰当时跟郑东汉说，唱片要跟电影发行同步，这样才搞得起来。
这两首歌不但奠定了粤语歌地位，同时，影视剧也成为粤语歌传播的重要途径。由此，早年的金曲大部分是影视剧主题歌就不足为奇了。1978年度首届“十大中文金曲”中有7首歌是电视剧主题曲或插曲，前5届的50首歌里，5成是电视剧主题曲，这还没算电影插曲。
1978年度“十大中文金曲”
可在80年代，这一形态变了，TVB迅速抓住了新兴的MTV热。
TVB承担了给新歌拍MTV的工作。这在当时是一招妙棋，除了电视收视率等好处外，TVB还无形中拥有了MTV的版权；而唱片公司没出一分钱就可以给唱片做电视宣传，何乐而不为，一时间各唱片公司与TVB进入蜜月期——早年的“十大劲歌金曲”颁奖礼中出现过不伦不类的“最佳音乐录影带奖”，也是时代的必然。
这一形态持续了十年，直到歌曲的流行周期缩短，拍MTV赔本，1996年，TVB想甩包袱，要求唱片公司提供MTV，付费播出。唱片公司也不是傻子，自己拍MTV，版权是自己的啊，非得在你TVB播？搞到最后，TVB丢了版权，失去了观众，还没赚到钱。
1997年，“最佳音乐录影带奖”干脆取消了，MTV都不是我拍的，我给它评什么奖？！但同时，TVB又想出了新的奖项品种：“最受欢迎广告歌曲奖”。歌曲还是那个歌曲，只是它跟广告挂钩了。背后的猫腻是：借助广告播放，歌曲的播放频率提高了，播放周期长了，等于变相地占据了排行榜，如果是推新人、捧新人，广告的密集播放效果更佳，同时，唱片公司将宣传成本转嫁给了品牌商家，电视台坐收广告费，也甩了成本负担。
当时就有音乐人说：商家、唱片公司、电视台都得到好处了，唯一没得到好处的是音乐本身。
音乐本身的好坏，在资本的翻云覆雨手中，没人关心。
就在“四大天王”出现的1992年，本来玩儿卡拉OK激光影碟（LD）的破烂公司“飞图”竟然也拓展了音乐事业，它的策略是花大力气在电视台推广，只求曝光率，赚快钱。
飞图的老板是叶志铭，旗下除了黄凯芹没什么叫得响的歌手，急疯了，干脆把他妹妹签了，靠着狂轰滥炸获得当年香港“十大劲歌金曲”颁奖礼最佳新人奖金奖：叶玉卿。
这种烂公司，这种烂歌手，这种烂事情……很好笑？
如果你知道这不是孤例，恐怕就笑不出来。
看TVB的“新秀歌唱大赛”造了不少星，亚视也眼馋了，1989年它推出“亚洲太平洋歌唱赛”，比赛分两个阶段，一是举办港区赛，二是邀请台湾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选手举办亚太区赛。当年，香港派出的选手是叶子楣，澳门选手是李莉莉，实在没法儿想象这两个波霸级别的“歌手”怎么唱歌。再看看台湾派来的选手：黄小琥，那是她签约唱片公司的第一年，算是新人，可她已经有七八年的舞台经验了。顺便说一句，亚视“亚洲太平洋歌唱赛”的比赛方式是卡拉OK，可想而知它发掘的“新人”是什么成色。
1989年“亚洲太平洋歌唱赛”，香港派出的选手是叶子楣
这就是所谓的流行乐坛“黄金时代”，这就是所谓的“造偶像”。在资本逐利的时代中，“四大天王”风光一时的背景，是大批真会唱歌的人才，被人为地“砍”掉了。
吕方，1985年就得过“十大劲歌金曲”，那年林忆莲和刘德华刚出第一张唱片，刘德华还因为唱功太惨……至于有多惨，这么说吧，十年后《情未鸟》才稍微开窍。
李克勤，公认的“零瑕疵”歌手，“差一步天王”，“谭咏麟接班人”。可宝丽金大力捧张学友和黎明，他只好去了星光唱片，出版的《希望》品质上乘却毫无商业卖相。况且，星光和飞图一样是靠卡拉OK影碟起家的，投机动机严重，没两年它就经营不下去，被“中国星”收购了。
至于吴国敬遭遇“人事动荡”、刘锡明遭遇“世纪贱男”倪震恶意攻击、李克勤演唱会上座率不足五成这类匪夷所思的事，在那个“黄金时代”层出不穷。很多人以为“四大天王”是香港流行乐坛繁荣的标志，但这也许正是危险所在：资本疯狂地投入，唱片品种和唱片产量都在增加，可唱片消费能力是无限增长的吗？一位小歌迷手里只有一张唱片的购买预算时，她会去买小伙伴都在追的郭富城还是去听刘锡明，这似乎是用不着犹豫的问题。
资本的手，早把这个时代算尽了。
所以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：为什么第四个天王是郭富城？
凭什么不是郭富城？
能唱歌，声线也算有特点，会跳舞，形象阳光健康，“人设”清白，不像张卫健那样演无聊的烂片把自己的人设带坏了，想捧都捧不起来。说白了，卖相好，他本身就是商品，资本不投他，投谁？
更重要的是，郭富城是从台湾回来的。
前面说到，1995年香港唱片年产1700万张，全部在香港消费掉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为什么不可能呢？
华纳唱片总裁陈志光给出的数据是：香港人过了25岁就不怎么买唱片了，到了30岁甚至连音乐都不听了。
这话，是悬在唱片业头顶的一把剑，它的杀伤力有多大，需要我们看下面的数据：1971年，香港人口出生率是19.7‰，人口替代率3.46，十年后，这两项数值分别下降为16.9‰和1.93。
这意味着，1971年生的孩子，15岁时正是谭咏麟、张国荣争霸的巅峰时刻，20岁时正赶上“四大天王”成立，这批人是香港流行音乐辉煌时代的主力消费者。
但此后十年，香港新增人口在下降，当1971年出生的这代歌迷不再买唱片时，下一代歌迷补不上他们流失的窟窿。
于是，1995年香港唱片年产1700万张，在CD不降价的前提下，几乎可以肯定是峰值。
资本投了那么多钱，捧了那么多偶像，不是为了造货，更不是为了供大于求，它们需要找市场，只有卖出去，才是利润。
这个市场，必然是国语市场。换句话说，能入选“四大”的，必须会唱国语。
黎明来自大陆，国语标准没得说，刘德华差点儿但国语专辑出得早，张学友一直在出（1993年第四张国语唱片《吻别》红极一时），李克勤1994年才发国语专辑《一生何求》，而郭富城1991年就带着台湾市场几十万的流量回来。
如果你是唱片公司老板，会把钱投给郭富城，还是李克勤？
所谓“四大天王”，有人以为是盛世繁华，有人以为是媒体炒作，但在我看来，无非是一场资本游戏。
在这场游戏中，香港流行乐坛非但不可能再创辉煌，甚至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和同一年出现的王菲，才得以苟延残喘五年，否则，那个无数歌迷心目中神一般存在的乐坛，它的衰落应该是加速度的。
看过以上文字后，我们再一起回顾黄霑对香港粤语流行乐坛的“诊脉”，或许，今天所说的一切，黄霑在二十年前早就看透了：
香港流行曲用的演唱语言是方言粤语，这个特色，令香港流行曲有了独特性格，却也严重地限制了其发展。虽然以前有过香港粤语流行曲在‘非粤语地区’流行过的纪录，但那到底是一个畸形和不合常理的现象，时候一长，好奇一过，这种不合理情况就会消灭。
粤语只是方言，一出粤语地区如两广，就难以和全国各地的同胞沟通。在从前日子，内地封闭而香港独旺，促成粤语文化在全球华人社会活跃。但随着内地继续开放，香港会完全失去从前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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